商朝晚期内外矛盾尖锐复杂，商纣倒行逆施，致使社会动荡，民怨沸腾，周王会同许多小国和部落讨伐商纣，迅速将商朝灭亡。周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和领悟，为了谋求长治久安，在夏、商的法制基础上，作了重大改革，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       “敬天保民”“明德慎罚”，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严峻斗争中深刻意识到“天唯时求民主”，统治者“先知稼穑（农业生产）之艰难”要“怀保小民”，标榜“敬天”却落实在“保民”上。在法制运用体现为“明德慎罚”无论是立法、司法都必须崇德、慎重从事审理案件，施用刑罚，必须慎之，不可轻率决定。

       西周时期的刑，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显著的发展，《吕刑》《周礼》以“亲亲”“尊尊”之义为最高准则，“出礼入刑”为基本原则，西周时期以“誓”“诰”“命”等形式发布 的王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。

       周初统治者将其领域按占领、开辟的先后和政局稳定程度分为三类，确定用刑原则：“刑新国用轻典”，“刑平国”“用中典”；“刑乱国，用重典”。用刑必须区别对待的原则在《吕刑》中表述为“轻重诸罚有权”，“刑祈世轻世重”，意即如何量刑，应结合犯罪的主观条件和当时客观形势，全面进行权衡，时轻，时重，不可拘泥。“严惩犯上作乱，杀人越货”史载周公制礼时确定:“毁则为贼，掩贼为藏，窃贿为盗，盗器为奸，有常无赦”。意即破坏礼法是贼，隐匿贼子是藏，窃取财务是盗，盗用国家宝器是奸。对于这些严重犯罪，必须加以严惩，决不宽宥。定罪量刑要充分考虑犯罪时的主观条件，同时区分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，区分惯犯和偶犯。周公代表成王作《康诰》中：“人有小罪，非眚（不是由于过失），乃唯终（一贯）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，乃有大罪，非终（偶犯），乃唯眚灾，时乃不可杀。”意即虽犯小罪，却不是由于过失，而是惯犯，就不可不杀；反之，罪虽大，但不是惯犯，又出于过失，就不杀死。

       西周时期刑罚基本沿用以前的五刑，此外，还有鞭刑、扑刑、流刑、赎刑，合称“九刑”，《吕刑》所载：断罪有疑，可依所疑之罪的轻重，罚以数额不等的锾收赎。是谓赎刑，赎刑作为一项刑罚制度始创于西周，并为后世所沿用，不失为西周刑罚制度创新之举一大特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