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律继承了中国古代立法的传统，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各种基本法熔为一体，以刑事立法的形式，除首篇《名例》外，全部律条连同注、疏议和问答，几乎都围绕着“罪”和“刑”分别加以规定、解释、阐发和答疑。而现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称为违章、违纪，尤其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，在唐律中都属于犯罪，有的甚至是严重犯罪。唐律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，对于保障和促进唐朝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巩固封建统治，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对于后世封建法制构建具有极大影响，并且影响辐射及周边东南亚各邻国。

       五代时期的法律如《大梁新定格式律令》，其卷数和篇目与《唐律》完全一致。宋朝唯一的律令《宋刑统》几乎是唐律的翻版，甚至原文照录《唐律疏议》，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，在律令后附加有关的敕、令、格、式，“起请条”，以及刑制有所更改而已。元朝在司法实践中，也“每引（唐律）以为据”。明朝洪武六年制定《明律》，“篇目一准于唐”；洪武二十二年更修明律，改为三十门，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，工六律，仍以《名例律》为第一，《清律》采取明律的体例，但内容及原则上基础上承袭唐律。

       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有着深远影响，在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（公元761年）制定的《大宝律令》，其十一篇的名目与次序，一如《唐律》，且律文内容也多相似，此后，明治六年（公元前1873年）编订《改定律例》，“参酌各国之定律”之前，唐律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，始终鲜明的反映在日本法律中。在朝鲜，“高丽”代之制，大抵皆仿于唐，至于刑法，亦采唐律，参酌时宜而用之。“此外，越南、琉球和西域的古代法典，也可逐一寻出与唐律的渊源关系。

       唐律制定于初唐，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，唐朝社会的政治、经济在发展变化中，而唐律始终未作实质性的修改，但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，也赋予了“贞观之治”的理想成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