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周显德七年（公元960年）春，后周节度使，禁军统帅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，夺取后周王朝政权，建国号宋。为宋太祖，结束了“五代十国”的封建割据状态。但在北方地区，仍有与宋政权对峙的少数名族政权存在，主要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。以及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等。

       宋朝统治者以继承儒家正统法律思想，又推崇黄老思想，继而采纳理学为法制指导思想。宋赵王朝起于“五代”更替之末，政权通过兵变拥立形式而来。深知“节镇太重，君弱臣强”危害的宋太祖，在政权建立初期，就确立“加强中央集权，防止割据分裂”的方针，以“杯酒释兵权”，“收诸道精兵”，“诸州祖课，悉送京师”等强干弱枝措施加强中央集权。鉴于五代以来“州郡掌狱史不明习律令，守牧多武人，率恣意用法”的教训，宋初统治者推行“崇文抑武，儒道兼用”，宋太祖说：“今之武臣，欲尽令读书，贵为治之道”，宋太宗亦曰：“法律之书，甚资治理，人臣若不知法，举动是过，苟能读之，益人智识。”宋太祖由部下兵变拥立而当上皇帝，在臣属中“望不隆”，而“恩不洽”，因此，为巩固宋赵王朝中央集权统治施行“大度兼容，强调慎法”，以致“不敢以诛夷待旧勋”，“不敢以苛法督责吏民”，由于这一政策的施行，以至成为对士大夫官员的包庇放纵，形成冗官之弊，官场腐败成风。

       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需要，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，以义利并重相当，重视经济立法。太宗下诏：“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”，命令大臣研究理财求富之道；神宗则：“尤先理财”，“政事之光，理财为急”。因而，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。

       宋代史籍中称“律”者，多指《宋刑统》，但“律所不载者”，则依编赦与令、格、式一起形成了宋代独特的“赦令格式”体系。《宋刑统》由大理寺刻板印刷，颁行天下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。《宋刑统》共计十二篇篇目和五百零二条律文及其疏议，除个别避讳字外，与  《唐律疏议》几乎完全一样。《宋刑统》所规定的刑罚，沿袭隋唐以来的五刑体系，即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其刑量，等级以及议、清、减、赎等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，一同唐律。但在司法司践的具体执行中有一些变化，并采用了一些新刑种。

       折杖法即“折杖之制”，是把笞、杖、徒、流四种刑罚减轻刑量或折抵为杖刑的制度，笞、杖刑经减数后责打臀部，称为“臀杖”，徒，流刑折抵杖刑，责打背脊部，称为“脊杖”。折杖法使“流罪得免远徙，徒罪得免役年，笞杖得减决数”，使宋代统治者慎刑思想在刑罚制度上的体现。刺配，是对犯人施加墨刑，再押送指定场所服役的刑罚，“刺”指在罪犯脸部刺青，“配”指押送指定场所服役，有军役、劳役两种，服军役者又称“配军”。凌迟，凌迟刑始见于五代，是用肉脔割肢解等办法使受刑人缓慢死去的酷刑，“凌迟之意，本言山之由渐而高，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，故亦取渐次之意”。仁宗天圣九年（公元1031年）颁诏用凌迟刑处死“杀人祭鬼”首犯，凌迟刑开始合法化。执行方式为“肢解脔割，截断手足、坐钉、立钉、钩背、烙筋”，并仍有“身具白骨，而上眼之具犹动，四体分落，而呻痛之声未息”的恐怖效果。

       宋代以诏赦等立法手段，对《宋刑统》律文中的犯罪分类和量刑原则作了修正补充。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巩固皇帝至高无上权威，真宗诏令：“天地坛非执事辄临者斩”。宋代统治者主张慎刑，但也相信重刑所具有的威吓作用。其中宋代特有的“重法地之制”和“盗剥桑柘之禁”具有代表性，“重法地之制”指规定对某些特定地区如首都等地区的特定犯罪判处重刑的制度，该特定地区称“重法地”。“盗剥桑柘之禁”，指宋代重惩偷剥他人桑柘，树皮行为的规定，即：“重盗剥桑柘之禁，枯者以尺计，积四十二尺为一功，三功以上抵死“。

       与宋对峙的辽、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由经济文化落后于汉族的游牧，渔猎民族所建立，在法制发展中都经历了逐步吸收、采纳汉制的过程。契丹建立辽国之初的法制方针是民族分治，先后颁行《重熙条制》、《咸雍重修条例》以“契丹、汉人风俗不同”为由，给契丹人保留了许多特权。

       公元1115年，女真部首领完彦阿骨打立国称帝，国号大金，为金太祖。金太祖建国之初，在接受汉制远不如辽国，法制方面主要采用女真部习惯法，尚无成文法。至皇统（公元1141年至1149年）期间，“以本朝旧制，兼采隋，唐之制，参辽、宋之法”颁行《皇统制》，是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。此后，金国统治者为进一步促进法制的汉化，又相继制定并颁行《继降制书》、《大定重修制条》、《泰和律义》等。至此，金朝法制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全面汉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