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，摧毁了元朝的统治，红巾军首领之一朱元璋兼并了其他反元武装和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后，于公元1368年建立明朝，并几经征战，至公元1387年统一全国。明朝统治时期曾爆发过数十次农民起义，北方蒙古族也时常侵袭，至明朝后期于东北崛起的满族政权更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。

       明初统治者对于元末吏治腐败，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有切身感受，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集团，强调重建汉族皇朝的统治，强调重建传统的封建纲纪，以此为核心推进立法、司法。“刑乱国用重典”是明初最主要的法制指导思想，明初统治者认为：元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宽纵，姑息之，导致纲纪紊乱，天下由此而成“乱国”。明太祖朱元璋明确指出：“胡元以宽而失，朕收平中国，非猛不可，”因此，明皇朝建立以后首要任务是援引“刑乱国用重典”理论，强调法律的镇压作用，待稳定统治秩序后再施“惠政”。“刑乱国用重典”的一方面是“重典治吏”，朱元璋说：“昔在民间时，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，往往贪财好色，饮酒度事，凡民间疾苦，视之默然，心实怒之。”为防止贪官污吏横行导致人民反抗，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屡兴大狱，大批杀戮奸贪官吏。“刑乱国用重典”的另一方面是严厉镇压敢于“犯上作乱”的民众。明太祖认为：“民经世乱，欲度兵慌，务习奸滑，至难齐也。”经过乱世，民风奸诈狡猾，而且又受到元朝蒙古族习俗的“污染”，违背了传统的纲常礼教。因此，明初法制基本任务是：“革元胡俗，去姑息之政，治旧习污染之徒。”朱元璋认为：“自古国家建立法制，皆在始受命之君，”希望在有生之年使用各种恐怖手段来实现“天下大治”。后人总结为：“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，而酌中制以垂后世。”所以“重典”是针对“乱世”而言，一旦统治秩序趋于稳定，就可以改用“中制”治理天下。立法必须“简明、严厉”是明初法制指导思想的又一特色，明太祖指出：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，大概不过简、严。简则无出入之弊，严则民知畏，而不敢轻犯。”和历代皇朝一样，明初统治者仍重视纲常礼教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，强调对百姓施行“教化”，以图稳定统治秩序，明太祖指出：“朕仿古为治，明礼以导民，定律以绳顽。”即对于顺从其统治的“良民”用礼教引导，而对于不顺从的“顽恶之徒”就用法律严惩。德主刑辅，礼法结合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法制指导思想，但明初统治者的侧重点在于使用法律手段推行教化，且教化与刑罚不分主辅，而是并列的统治手段，“先教后刑”，也可“先刑后教”发挥刑罚威力，以辅助教化，以“明刑弼教”。

       明太祖经过三十年的“重典”治理，天下初定，于公元1397年，下令将原《洪武二十二年律》略加修订，附上《大明律治》，一起颁行，史称《洪武三十年律》。《大明律》至此定型，明太祖令严守此律，“群臣有稍议更改，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。”一直沿用到明亡。《大明律》是中国法制史上又一具有代表性的法典，在编制体例上以名例及六部分篇，为古代法典体例一大变化，门类划分较细，便于寻检条文，在文学上注重浅显简明，通俗易懂。此外，为了贯彻“刑乱国用重典”的方针，明太祖特创大治与榜文——一种特别刑事法规。

       明律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有：“若断罪无正条，引律比附，应加、应减、定拟罪名，转达刑部，议定奏闻”，确定了“比附”类推原则，使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，助长了司法擅断的弊端。对于涉外刑事案件，明律规定：“凡化外人犯罪，并依律拟断”，类似近代“属地法主义”原则。

       明律继承了传统的五刑二十等体系，规定徒流刑必须附加杖刑。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刑罚有凌迟、充军、迁徙、枷号、刺字、廷杖等。与唐律相比，明律在继承唐律犯罪与刑罚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：“轻其所轻，重其所重”。明律首先大大加重了危害专制统治罪名的处刑。凡“谋反大逆”，无论已行未行，遂与未遂，不论首从皆凌迟处死，且无论本宗亲族，同居异姓亲族皆斩，十五岁以下男子及女性亲族“给付功臣之家为奴”。明律对侵害皇权等犯罪加重处罚，为防止臣属结党营私，明律特设“奸党”罪：“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，紊乱朝政者，皆斩，妻子为奴，财产入官”。同时，明律还加重了对官吏贪赃受贿罪及偷盗财产罪的处刑等。在减轻对轻罪的处罚方面，明律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，典礼的罪名，比唐律的处罚有所减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