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，社会动荡，政治格局复杂多变，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秦统一后第一次大分裂时期，正是这动荡的局势，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变革，包括刑法制度得到充分的改进，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之儒家“礼治”为本的基础上，将“三纲五常”融于律典中，使“礼治”不再仅仅是道德的戒律，而且成为法律的规范。礼与律的融合，促成律典的儒家化，为“一准乎礼”的隋唐法制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   三国“拨乱之正，以刑为先”，东汉末年，战乱不止，三国鼎立，统治者急需以法律安定社会秩序，因而三国统治者在确定礼治对法治的指导作用的同时，更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魏国曹操认为：治理太平之也，应致力于礼乐教化，以淳朴风俗；而治理乱世，统治者应首先树立法律的权威，以安定社会。正所谓：“治定之化，以礼为首；拨乱之正，以刑为先”。

       两晋：“纳礼入律”。晋代统治集团为保护，确立士族的特殊利益以“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序”的儒家“礼治”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，体现晋律“王政布于上，诸侯奉于下，礼乐抚于中”的原则。统治者认为“理直刑正”，礼是律产生与执行的依据，断狱不可呆板地遵用律条，而应先以礼的原则裁断是与非，罪与非罪，做到“凡断正臧否，宜先稽之以礼律”。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“纳礼入律”，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以充分体现，如:“峻礼教之防，准五服以制罪”，完整地体现了礼治中“亲亲”原则。因此，晋律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，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       南北朝：“礼律进一步结合”，南朝统治者法制指导思想多拘守魏晋主张，而北朝统治者为异族入主中原，对儒学充满兴趣，并热衷“汉化”，既吸收汉文化改造自己，又用本民族传统丰富汉文化，在法制方面，多有建树，故南北朝为“中原律学，衰于南而盛于北”。北朝统治者注重礼与律的统一，如北魏时，统治者认为犯人裸体受刑，有伤风化。违背礼义，因而下令更改。根据礼治“恶恶止其身”原则，统治者修改了“门房之诛”。只要不是谋反，大逆等罪，一人犯罪，一人承担，即“罪止其身”。

      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事立法有了重大发展，制定了一些最基本的罪名、刑名和用刑原则，礼与律进一步融合，魏治《新律》时，以《周礼》中的“八辟”为依据，规定了“八议”制度，“八议”首次入律。所谓“八议”，是指八类人犯罪，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，即“议亲”“议故”“议贤”“议能”“议功”“议贵”“议勤”“议宾”。这八类人指：皇帝宗亲（亲）、皇帝故旧（故）、德行卓著者（贤）、才能出众者（能）、有大功者（功）、高官贵族（贵）、勤政者（勤）、前朝皇室及后裔（宾）。“八议”入律维护了封建等级制。“官当”入律，“官当”即官员若犯罪，允许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，又称“以官当徒”；“准五服以治罪”的原则是：服制愈近，即血缘关系越亲，以尊犯卑者，处刑愈轻；相反，处刑愈重。服制愈远，即血缘关系疏远者，以尊犯卑者，处刑相对加重；“以卑犯尊，相对减轻”，“准五服以制罪”使法律成为“峻礼教之防”的工具，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（属）等（级）制度。设立“重罪十条”北齐修律时总结历代统治经验，将严重危害封建国家利益与违背封建礼教的言行归纳为十条，称为“重罪十条”，置于律典的首篇，强调这十种犯罪属于刑罚重点镇压的对象。“十条”是：“一曰反逆、二曰大逆、三曰叛、四曰降、五曰恶逆、六曰不道、七曰不敬、八曰不孝、九曰不义、十曰内乱”。犯此十种罪者，即使原享有“八议”特权，其罪不赎不赦。“重罪十条”的设立使法律能够更好服务于皇权，后世隋唐至明清，封建法典中规定的“十恶”重罪即源于此。

      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罚制度日趋规范，由奴隶制的旧五刑向封建制度新五刑过渡。限制族刑，逐步缩小缘坐范围；肉刑日趋减少，虽未完全废除肉刑，但发展趋势则是以流、徒、杖、鞭等刑取代肉刑。西魏、北齐明令禁止使用宫刑。酷刑日趋减少，北魏初建时，刑罚制度中保留了一些原始酷刑，但其后日益改进，至北齐时死刑为绞、斩首、枭首、環四等，生刑为流、徒、鞭、杖，为隋唐五刑制的完善打下了基础；定流刑为减死之刑，北魏定“赦死从流”，即死刑固赦而减一等为流刑的原则，将流刑定为法定刑，填补了死刑与徒刑之间的空白。